文＝乔纳森•弗曼（Jonathan Foreman）
译＝Paradox1011
当我逐渐意识到这一残酷事实时，我正坐在市区一家餐馆鲜花盛开的院子里与一位暑期实习律师相视而笑。和我们一起的另有三位律师和三名暑期实习员工，全在闷热的天气里大吃北意大利风味的美食。
我一面冲这家伙微笑——我真是很喜欢他——一面对他扯谎，告诉他在这家律师行工作有多“有意思”，那种“校园气氛”使得一切有多么不同，而且我们这里根本不是其他律师行一样的“血汗工厂”。这些陈词滥调从我嘴里滔滔不绝地涌出来，而他听得津津有味，这时，我意识到我已经变成了“公司的人”【1】。
虽然我是个叛徒，私下里几乎每天都和那帮不再被蛊惑的同事们策划着阴谋，但此时无疑在诱捕另一个牺牲品，把又一个容易上当的傻瓜诱入彀中。我已故的父亲十几岁时曾在一家马戏团工作，那是三十年代的事了。他告诉我，流动演出团把骗乡下人来看表演叫做“得分”。现在我正把不同性质的一“分”骗进虎口。
我效力的那家律师行——像纽约所有的大律师行一样——是一种文化怪胎。它集合了英国寄宿学校（我曾经上过）的特点和前苏联的政治风气。说像学校，因为那是个等级森严殊无理性、恃强凌弱已成体制、同侪排挤司空见惯的梦魇般的世界。说像老坏蛋苏联，因为它又集古怪的无效率、奥威尔式的监视文化、普遍的不信任、无耻的溜须拍马和经常的不诚实于一身。在那里，崇高的理念只在被背弃时才得到称颂。反复无常的暴君在走廊里来去，恐怖现实一如电影《菜鸟大反攻》【2】所揭示的一样。能在这样的体制下发达起来的人几乎都是些怪物，在攫取力量的斗争中扭曲成巴尔扎克式的人物。这里的办公室是变态心理的培养皿。
经济学上，律师行表现为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美呈现。作为律师，我们是工薪奴隶、白领无产者，客观上比十九世纪的劳工更接近《资本论》所描绘的工人典型。也许把起薪八万五千美元（均摊到工作小时就没那么光鲜了）的人叫做“工薪奴隶”会有些奇怪，但是一个初级律师的工作实际上不过是个办事员，一个审核员，职责好比确保小数点都点在正确的位置上，有点闪失饭碗随时不保。如果年收入低于八万美元，不会有怀揣常春藤名校学位的年轻人乐于干这种苦差事。
我们同时要面对与工作成果的疏离。你有可能在一单大生意最小的细节部分上卖力，永远看不到全貌；永远不会知道你彻夜不眠的成果有何贡献，你字斟句酌的条款是否被采纳；甚至不知道这单生意是否已经谈成。
为了勉力支撑这样的生活，你会发现自己花了很多钱。在一个极长极枯燥的项目结束后，或者在与高层人士进行了一次屈辱的互动之后，我通常会溜出去给自己买份小礼物，也许又是一条佛莱格默领带。这是种聊以自慰——虽然你过得很悲惨但毕竟是个高收入的专业人士——的办法：也许你自我感觉像个奴隶，但至少付得起八十美元买一个好看的布条。这已经成为一种生存之道，有些人靠吃巧克力来让自己感觉好过些，律师则靠买东西。当他们一步步爬上晋升之阶，他们买的也越来越多。远在清楚意识到这点以前，他们已经无法想象失去高薪该怎么生活。
对一个年轻的单身律师而言，这意味着为社交生活的匮乏和不可预见而拼命寻求补偿：在难得的几个自由的夜晚一掷千金。我坐出租车去任何地方，从不考虑费用问题。我在市区最贵的餐厅吃饭，因为这几乎可算是这份工作唯一真正的津贴。每周工作超过一百小时的律师拥有的金钱多过时间。因此，当我们准备度假时，通常只是掏出一把金卡扔到旅行社代理面前，甚至连帐单也不看一眼。
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拥有昂贵的公寓。其中的思路仍就是：如果我的生活过得如此糟糕，至少我可以拥有一处体面的房产作为归宿之处。我竭力不去想自己花在住所的时间有多么少，那里房间视野极佳，冰箱空空如也。
我做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而今骑虎难下。在根本没考虑后果的情况下，我就把自己时间的选择权卖给了律师行，我所有的时间。我可以在周六凌晨三点被叫醒，受命回办公室做文件校对。一个朋友被迫错过了他妹妹的婚礼。快升格为合伙人的律师工作如此拼命，以至于虽然为孩子们上私立学校所费不菲，却根本无暇看他们一眼。我记得曾见过有六年资历的律师谦卑地咽下诸如“蠢货”、“混蛋”一类的侮辱。对外界而言我们也许是专业人士，但实则阿谀逢迎胼手胝足有如狄更斯笔下的劳工。我们交了十万美元学费以成为白领无产者的一员，虽然无比厌恶那座文书工坊却又绝望地继续混迹其中。
对已婚的律师而言情况更糟。他们其中一些人的配偶的感情靠奢华的生活方式维系，一些人有孩子，一些人通过抵押贷款在城里的高尚社区购买了公寓。所有这一切都给了律师行更多的筹码：失去收入对你而言不堪设想，于是他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而你只能逆来顺受。就像电影《动物屋》【3】里对兄弟会宣誓效忠的人，每当挨了一板就回答说：“谢谢，先生。可以再来一下吗？”
事情也不光是钱那么简单，很多人同时被社会地位的枷锁羁绊。他们认为一个人要么在“正轨” 上要么不是。如果你不是银行家，不是法律顾问，也不是大名鼎鼎的律师行的律师，你会被父母或者同学（岂不更糟）看作是个失败者。没有人会愿意和你结婚。
我认识那么几个人当了老师，从事学术研究或者成了“准”电影人。出了校门之后就这么做是相当可爱和大胆的行为。但是，如果你不想在二十八岁时还藉藉无名的话，人们期望你能谨慎行事，读个法学博士或者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没有这些东西的朋友会变得使人为难，你不可能把他们和那些成功的朋友混在一起。于是你会与他们渐行渐远。最终他们都消失了——也许消失在低档住宅区，在贫贱生活中苦苦挣扎。
上述想法在出身富家名门的律师那里是不怎么流行的。律师行对此心照不宣，也因此竭力招揽寒门之子，那些家里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不仅仅因为出身低微的律师更渴望名利，而且与响亮的名号建立联系对他们意义更大，是他们自我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使得律师行在与律师的博弈中占尽上风。
我们这里有种所谓的“开门办公”政策。“这样一来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向其他人提问。”我的那位为人圆滑的“合伙人顾问”干笑着解释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同心协力的大家庭成员，而是说你不得不一直敞开着办公室的大门好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在看报纸或者打私人电话，或者更糟——和猎头交谈以破釜沉舟之心准备跳槽。
我们都相信电话是被录了音的（远在《律师事务所》成为畅销书以及被改编成电影以前），大家也会拿这开开玩笑。在控诉了一番某合伙人的暴行之后，你可能会说：“得，如果他们听了这段录音，我的饭碗就砸了”并且大笑一气。一旦放下电话，你就会为自己出言无状懊悔不已。
只有身在图书馆或者因为文字处理工作涉足三层无窗的劳工“贫民区”时，你才不受监视。三层的那些校对员和影印工人，在饭碗不受裁员威胁的时候，看起来过着一种无忧无虑快乐的生活。只有在拜访他们的时候，我才能重新呼吸。一开始，他们对任何“西装人士”都心存怀疑。但是如果你能不像个傻×似的对图腾柱上仅有的地位比你低的人耀武扬威的话，他们能救你的命。有许多次我遭遇到危机，出身波罗园【4】的玛利亚都把我的文件做优先处理，而那群垃圾的则远远排在最后。
在交了那么多学费和如此卖力工作之后，最恐怖的事莫过于发现整个律师行里我最羡慕的人是那些警卫。他们站在巨大的玻璃墙大厅里一幅丑陋的现代艺术作品下面，整天得见天日，可以看见路面交通和人们购物，八小时轮值结束之后就可以回家。
我们，则恰恰相反，不是苍白肥胖就是苍白消瘦。白天黑夜、工作日周末的区别全都丧失了意义。一天，我在地铁上听见一个女孩以轻蔑的口吻称一个男人有个“律师”的身体。我们的黑眼圈可以媲美瘾君子，少数不那么肌肉松弛的人都是跑步爱好者。律师行鼓励员工跑马拉松，尤其是在有机会获胜的情况下，几年前一个合伙人就曾赢得比赛。这无疑跟马拉松比赛所隐含的受虐狂般的纪律有关。
在我就读的寄宿学校，由于那种传统观念——体育运动有助于性格养成，任何一个四肢健全的男生都被强制参加橄榄球运动。有人靠医生开的假条免于参加活动，随即被永久性地打上了“废物”或“孬种”的记号。在律师行，我们仅仅被期望参加（或者至少观看）每年夏季的内部垒球赛，对手是暑期实习律师。
就像那些漫长而昂贵的午餐会、乡村俱乐部的远足、中长途旅行一样，垒球比赛也是招聘过程的一部分，关系到在六月到八月之间塑造出一个光鲜的样板【5】律师行形象。因此，这通常是集合了虚假的和善、被迫的体育精神、陌生人间的亲昵、赛后啤酒豪饮的狂欢盛会，同时也是某些合伙人“结识”漂亮的实习女律师的机会。美貌者无疑会在暑期结束时得到工作机会，而她们与已婚的后台老板间的关系通常会持续数年之久。
另一方面，篮球赛则是真刀真枪地对阵其他律师行派出的最佳阵容。没有人退缩。人们野蛮、粗鲁、好斗到疯狂的程度。我们有一位合伙人在攻击了对方球员、向裁判尖叫、拒绝离开比赛场地并掀翻了一张桌子之后，被对方律师行的警卫逐出了那栋建筑。
合伙人对集体运动项目的入迷程度恰与他们的运动能力成反比。大学期间参加过比赛或有过职业运动经历的律师——招聘者最偏爱这类人——会被无休止地追捧。晋升最快的年轻女律师通常是那种说起垒球就滔滔不绝并能历数过去二十年所有海兹曼奖【6】得主的人。自然，日常谈话中充斥着运动隐喻。律师行喜欢“富于团队精神的人”，然而每个人又都必须是一个潜在的四分卫。
部分地遵循一些八十年代商业领袖的教诲，我们的部门被更名为“团队”。这并不能使它们与真正的团队有任何相似之处。归根结底，为了生存你必须进行一场“零和游戏”。我在好莱坞、在餐厅厨房里办过公，还曾穿越一场拉丁美洲内战。这里就是丛林，适者生存。根据拉罗什富科【7】的箴言，只是自己走向成功是远远不够的，其他人必须失败。如果事情出了错，你要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到等级比你低的人身上。如果一切顺利，你要毫不留情地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荣誉。
通过谨慎地运用恐吓和经久不衰的分而治之策略，领导者们得以维持团队精神。有些人从不掩饰他们的居心：解雇尽可能多的人并让剩下的人加倍卖命。他们期待着那么一天，想来不会太久，到时我们全被智能计算机软件所取代。
说谎是一种生存之道——因为必需，所以是一种品德。当一位合伙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任务”交给我，我相当肯定那会是种无需动脑、不断重复、极其枯燥工作。当然，身为律师我所做的任何一项工作都不会被外行视为“有趣”，可能比观察细胞壁或者看一队蚂蚁爬过天花板要强一些。但是，如果被正式地强调为“有趣”，结果会证明其实枯燥得令人崩溃。然而我有义务对一份新任务表现得十分兴奋。一旦全情投入一项事务，比方说数一份计算机系统不能处理的文件的页码，我就必须表现出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当我不眠不休终于赶完了之后，还应表现出深深的感激。
我们的企业文化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热情。一位合伙人可能来到你的办公室询问你周末是否有安排。正确的答案是：没有。于是你会被分派一项任务来填补周六周日的空虚。当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咕哝道已经计划去佛蒙特。那位年轻的合伙人，绰号“猛鱼戴维”，以一种难以置信和无限同情交杂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刚刚承认智商低于正常水平。“这个问题原不指望有答案。”他怒气冲冲地解释道，继而交给我一项二十小时的研究任务。
每周我们都必须填写一张表格，说明过去一周完成了多少个小时的工作，是为哪个客户服务。如果你写下的数字表明你这一周过得很清闲，分派任务的合伙人会很快踱到你门口问你是否在忙。这是另一个不指望答案的问题，通常意味着你很快会变得异常忙碌。这还意味着一种训诫：不要干得太快。其中的理念是，应当以尽可能多的、未来审核时又不至于显得不合理的工作小时向客户收费。如果你干得太快，律师行就挣不到该挣的钱，同时你也会被立刻奖励一项新的工作。因此，即使在每周工作一百个小时的情况下，我们的进度也相当的稳健。
有时候我们初级律师会在周末时被分派秘书的工作，对律师行而言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工资虽高但是固定，秘书们加班则要付加班费。工作必须有人做，而你可以就其中部分或全部向客户计时收费，仿佛你做的真是值二百美元一小时的法律工作。没有人可以抱怨，因为一句简单的牢骚，甚至一个不满的眼神即构成“自毁前途行为”。你可能断送了晋升为合伙人的前程，从二十几岁苦干到三十岁出头的努力会前功尽弃。他们会像奴隶一样使唤你七年，在你逐步靠近梦寐以求的合伙人地位的过程中从你身上榨取无尽的财富，然后喜不自禁地把你扫地出门。
前嬉皮士是最难伺候的老板。如果你走进一位四十来岁的合伙人的办公室，看见他在以前的照片里长发披肩，你算遇上麻烦了。你有可能在跟一个彻头彻尾的犬儒主义者、一头穿着细条纹套装的鲨鱼打交道。对他而言礼貌不过是一种过了时的迷信，只有老家伙、笨蛋和弱者才会喜欢。
有一个时期我所在的部门由一位破产律师领导。由于他反复无常的脾气和凌虐弱者的嗜好，我们叫他“卡里古拉（罗马暴君）”。“卡里古拉”矮小而自负，容貌酷似约翰•高蒂，那个绰号“Dapper Don”的纽约黑帮头目。这种相像是他竭力造就的。他只穿阿玛尼西装，并且时常大声差遣秘书去买Saks牌的领带和手帕。某些个早上他会很和蔼，突然闯进你的办公室来一场友好又稍显尴尬的闲谈。其他时候你在别的楼层也能听见他叫嚷，任何事情都可能激怒他。
我有一位名叫乔治的朋友，在年近三十时加入了这间律师行成为一名律师。他体重超标、秃顶、单身，并绝望地清楚这一点。乔治愚蠢地请人帮忙拟就一份登在杂志上的单身广告，而此人恰好是“卡里古拉”的一位言辞犀利的异性密友。“卡里古拉”知道这件事之后，毫不留情地取笑了乔治，并在他惯用的嘲笑秃头的笑话里加入了广告一事。乔治为人聪明风趣，通常承担对智商要求最高的工作，然而却沦为仗势凌人者的靶子。在承受了几个月虐待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用一句温和的玩笑回敬那个主要的施虐者。
一天上午，“卡里古拉”九点半以后才到办公室，外套的衣领翻皱着。乔治紧张地走上前去，帮他抚平衣领并说道：“安德鲁，今天的风度不比往日优雅嘛。”“卡里古拉”疾转过身用最大的音量吼道：“你这傻×！当心你的饭碗！”（伸出两根紧紧并拢的手指恫吓着）
理论上讲，律师行内部的层级很简单：一边是律师，另一边是后勤人员，包括秘书、影印工、送信工、律师助理、电脑技工、图书管理员和前台接待。实际的情况却非常复杂并且会突然转变。但是有一件事显而易见，那就是律师是属于雇员阶层的，尽管有很多人坚持要被穿戴等表面现象所迷惑。
律师的地位甚至不在雇员阶层的顶部。后勤裁员意味着律师们不得不共用秘书，而秘书中的幸存者都很清楚他们目前对律师行有多宝贵。有些秘书只会抽时间为那些真正有影响力的律师打文件。如果你想小题大做理论一下此事，结果会很快证明：任何被迫在一个差强人意的秘书和一个初级律师之间做选择的合伙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解雇后者。和秘书的关系处不好会赔上你的前程。秘书中的一些人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权利，就像史塔西特工【8】或者古罗马禁卫军统帅塞扬努斯【9】。
八十年代末对很多雅皮士合伙人来说是个可怕的意外。这些人从未经历过经济萧条，他们的性格是在收入丰厚的好年景里养成的，为了争夺客户一掷千金的气势有如海尔•塞拉西一世【10】从他的豪华轿车里往外扔硬币。他们牺牲了一切才换来合伙人地位。在八十年代，一个合伙人意味着年收入百万或者更多。突然间到了1989年，合伙人一年只能挣二十五万美元。他们有贷款购置的公园大道的公寓需要还贷。事情真是糟到了极点。
这些人的愤怒一望便知。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一种歇斯底里的腔调。这一定是什么人的错！除他们以外的其他人都挣得太多了。他们解雇了百分之二十的后勤人员，承诺这只是一次性的举措。十八个月之后又故伎重施，结果前台没有足够的人手接电话，文件开始丢失。但是精简运动才刚刚开始，仍有相当的低效和浪费现象亟待肃清。
这一次轮到了律师。这里曾经是一间“白鞋”律师行。换句话讲，它历史悠久，一度种族排外，并且有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从不解雇律师，除非他们真的做了坏事，比如犯了重罪。如果他们不够好或者不适合这里，会有几年的时间让他们另谋高就。这是公司律师较之于投资银行家享有的特殊待遇之一。银行家挣钱更多但也必须更勇敢，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解雇。律师相对更讨厌风险，因此他们在安全与挣大钱之间选择了前者。
所有这一切都被抛诸脑后，少壮派坚持要开杀戒。没人经历过大规模裁员，谁也不想承认这是他的主意，于是高薪请来的管理顾问走马上任。经过几周的分析研究，他们认定律师行应当裁减百分之十的员工。这时整个办公室都屏住了呼吸。任何一个团队领导者都不愿意首先行动，于是“卡里古拉”的光辉时刻来临了。在那月黑风高的夜晚【11】，我们部门的五位律师得到通知说他们须在半年之内另谋高就。其中一人与我共用一间办公室，他刚刚说服怀孕的妻子放弃了在罗切斯特的工作搬到曼哈顿。
当投资银行因为经济原因裁员的时候会直言不讳。如果恰好有空缺，离职者可以迅速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律师行却害怕承认陷入财政困境，因为客户会离开他们，法学院的学生也会疾走远避。于是他们声称员工被解雇完全是因为不称职，而这些人将很难找到工作。
在清洗了律师队伍之后少壮派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他们很享受幸存者脸上的惶恐，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后，他们就不曾得到过这种乐趣。但问题仍然存在，他们认为理应挣到的钱还是没挣到。于是，现在轮到年长的合伙人了。四十几岁的合伙人开始公开向律师抱怨那些“老家伙”，有关新一轮清洗的谣言开始传播。然而没有整个合伙的表决是不能开除合伙人的，于是只好迫使他们离开。
少壮派控制着薪酬委员会，他们分给“老家伙”的利润越来越少，直到这份屈辱变得难以承受。如果这种待遇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内部流放”一招。这些不走运的人会被调到别的部门，被迫像律师一样为别的合伙人工作，或者更糟，被分派一项差事需要频繁地到偏远的地方出差——比如哈萨克斯坦——不得不忍受那里可怕的天气和糟糕的饮食。这一招通常几个月就会见效。有十三位合伙人被如此暗示主动离开，名单原本是保密的，不知怎地却变得尽人皆知。
最后一次清洗把我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无论如何，你通过买领带来感觉好过些的办法也有用到头的时候。关于律师的笑话伤人不浅；我在鸡尾酒会上（我极少参加）报出老板的名号，几乎无人理睬，也让人感觉更糟。看来只有法学院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才认为效力于华尔街巨擎是多了不起的事。任何与公司法有一星半点联系的人，从投资银行家到秘书再到舞者兼校对工，只会为我们感到难过。在本律师行令人瞠目的业绩背后，所有我喜欢的人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辞职或被解雇了。
其他人，那些真正不幸的家伙，被体制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曾经是常春藤名校的高材生，而今被频繁地斥责为废物，被告知能找到工作已经够幸运的了。大学同学里有人建立了自己的企业有人拍了电影，他们则被年复一年无需动脑的文书工作瓦解了自信。三四年之后，外面的世界在他们眼中变得无比恐怖。有人声称要尝试离开，但是他们的眼神会告诉你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一位留下的朋友告诉我，她一直计划两年后辞职，但是不知怎地四年半之后她仍然在那里。她没时间找工作，而且，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有五年资历的律师，她的年薪刚刚涨了两万。工资在做满四年之后开始大幅提升并不是什么巧合，律师行很清楚这时候绝大部分律师开始认真考虑改投规模较小的事务所，于是他们加大了筹码。被这样困住的前景令我感到恐惧，但是选择离开看上去更可怕。
这时，一位供职于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行【12】的朋友辞去了工作，去维尔【13】呆了一个季度，然后进军好莱坞去碰运气了。一天早晨他从科罗拉多打电话给我。当时他在一家山区商店工作，每周干三十个小时，挣一份很少的薪水和一张滑雪季票。“这真不可思议，”他说，“现在我早上七点起床上班也没问题。在我做律师的时候，十点钟都很少起得来。”
我还是留了下来，考虑到“猛鱼戴维”对一位高级律师说的话——此人因被从洛杉矶调到纽约而辞职——“你会变穷。”有一天心血来潮，我拿出八天宝贵的假期参加了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州山地举办的登山运动户外训练课程。课程的一部分涉及攀岩，虽然我一直有恐高症，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当我爬到一块花岗岩一百英尺高处时，突然想：如果这我都能做到，那我也能辞掉工作并且活下去。
于是我义无反顾选择了离开，在我还能做到的时候。
译者注：
【1】 Company Man：指视公司利益高于同事的雇员，站在老板一边的员工。
【2】 The Revenge of the Nerds：电影。
【3】 Animal House：电影。
【4】 Borough Park：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西南部的社区，信仰东正教的犹太人聚居区。
【5】 原文直译为“波将金式的律师行”（a Potemkin law firm）。波将金（Potemkin），原是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将和宠臣。1787年女皇沿第聂伯河巡视。为了邀功起见，他下令把南方贫困肮脏的村子装扮成一片繁荣的模范村庄。后世就把这种为欺骗公众舆论而弄虚作假的“样板”称为“波将金村”。
【6】 Heisman Trophy：美国NCAA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全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橄榄球比赛的最高荣誉之一，得名于前NCAA著名教练Heisman，每年颁给一位最有价值球员。
【7】 La Rochefoucauld：法国作家，代表作《箴言录》，共收504条箴言，描绘宫廷与贵族社会虚伪欺诈的作风，流露着悲观厌世情绪。他的箴言常为后世所引用。
【8】 Stasi agents：史塔西，前东德民主共和党的秘密警察，拥有众多专职特工和数之不尽的兼职告密者，控制力渗透到东德的每一角落。
【9】 Sejanus, Lucius Aelius：古罗马帝国高官，皇帝提比略之宠臣。14年任禁卫军统帅，31年任执政官。后因有人告发他阴谋篡位，遂被皇帝提比略处死。
【10】 Haile Selassie：海尔•塞拉西一世（1892年—1975年），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
【11】 原文直译为“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指1934年6月30日纳粹德国独裁者希特勒所进行的清党事件，后用以比喻残酷行径或屠杀发生之时。
【12】 Sullivan & Cromwell：纽约著名的大律师行。
【13】 Vail：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维尔山谷，世界级滑雪旅游圣地。
（My Life As An Associate原载于 CITY JOURNAL 1997年冬季号，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译文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转载请注明来源。）
今日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