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料到，他们基础的毁坏，是当他们以为天下无敌的时候开始的。
一种经济模式，当它成为一种神话，它就离崩溃不远了。只是现在还沉浸在神话中的人们体会不到而已，当他们体会到时，已经晚了。这时，神话已经破灭，充满了失败情绪的人们四处分散，流落四方，忽忽如狂，却又不知所措。
论坛上的人们，记住我这句话啊！
95年，一个新的事物开始出现，不是在别处，而是在人们的餐桌上，那就是葡萄酒。
我还记得我第一看到葡萄酒的感觉：多么奇怪的一个瓶子，居然和现在我们还常见的啤酒瓶不一样，下面很大，上面很小。我本来以为，酒瓶一定是和啤酒瓶一样的。
但是，在我的口里，全是回味葡萄的味道。没想到，喝了一口，居然只是一些甜甜的水，有点酒味。
现在回想起来，这酒一定是劣质酒，甚至是勾兑的，可是但是却不这么想，觉得太时髦了。当时，在电视和电影上，为了表示一些腐败的人们的堕落生活，才会出现一些似乎很时髦的人，举着酒杯，态度很优雅地小口品尝着这些酒，当然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好下场的。
葡萄酒在农村普通聚会的出现，当时看作先进，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苦痛的历史的开始啊！
葡萄酒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在90年代，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县很出名，那就是张家港。它以其城市建设，特别是那条并不长，但是全国闻名的步行街出名。这条街简直是苏南模式的象征。
张家港的经验在电视上播出，在我们的眼里，看到的宏伟的城市建筑，看到的是干净的街道，看到的农民成为市民的辉煌前景。
乡镇÷城市开始大兴土木，墙壁上也开始刷上了学习张家港的口号。现代化似乎是一蹴而就。
但是这种学习，对于经济条件不错的县来说，还能勉强承受得住，问题不是很大，关键是我们县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县。
城市面貌改善了，带来的是政府的奢靡之风。
这很正常，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穿着解放鞋，那么他喝稀饭，吃萝卜干也是很正常的。可是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面貌涣然一新的时候，这个城市管理者还会坚守简朴吗？
如果还是坚持后者，那就跟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天天喝稀饭，吃萝卜干一样的了。既然穿上了西装，就要吃得÷住得÷用的÷行的和这身衣服相称。
大兴土木要钱，现在官员们都想买车，要钱；住的要宽敞，于是单位要想办法，也要钱……
当时看上去豪华的酒店盖起来了，幕墙铺起来了，酒店的名字金光闪闪……企业却开始感觉到负担越来越重，因为无数双手开始伸了出来。
但是我还是想说实话，那时的企业负担并不太重，以至到了企业败坏的地步。
因为在其中，还有很多钱是政府一些部门自己赚来的，在房地产高潮中，他们纷纷办公司，用赚来的钱提高职工的福利。政府搞城市建设，主要来源于贷款和土地出让的收入。
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在于它有着很强的支配经济资源的能力，同时政府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四处看看，《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多少政府可以收费的项目被堵死！
可是在90年代的苏南，当时体制还没有如此进步，政府有着很强的支配经济的能力，但是却没有什么很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在名义上有），整个政府就象一张大嘴，象一个黑洞，能够把什么都吃进去。
90年代流行着一部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说实话，这片子一般，也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两个离婚的男女之间唧唧歪歪的鸟事。
可是在当时的干部看来，简直是太好了：老板可以坐车，而且坐的是普桑，住的居然是酒店。天哪，这才是真正资产阶级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啊！
各个单位纷纷兴起了造大楼之风，美其名曰为改善市容，而且很多是借贷来修的，要分多年来付款。当然，其中原因不言而喻。
现在很多人只要一听到单位要造房子，马上就皱起眉头，大骂：“妈的，老子今年的年终奖又不能涨了！”
可是在那时，这些造大楼的人却欢欣鼓舞，因为如同农民一样：农民是不是有钱，要靠家里的楼房来显示；一个单位是不是有权，要靠大楼来体现。
一个单位如果大楼漂亮，那么单位的人会很有面子。苏南人有个癖好，如果吹自己如何如何，那是不受人欢迎的；如果吹孩子如何如何，那却不成问题。职工的父母来到县城，也会很得意回家去吹上半天孩子单位的大楼。尔后感叹说：“他们现在啊，真是很体面！”自觉风光无比。自然，如果有邻居和亲朋好友的吹捧，那传播效果更好。
在这里，要讲一讲政府机关和一些事业单位的运作规律。
现在，很多人认为，如果在一个机关里当头头，只要把上面的头头伺候好了，就没有问题了，这就是所谓的“唯上论”。
这一个观点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
“唯上论”是没错，可是，只是反应了事实的一方面。一个单位的领导要是受欢迎，还应该具备另外一个能力，就是获得全单位的人的欢迎。
如果光是欺负下面人，追捧上面人，那这个人是当不了长的。
如何让下面人欢迎呢？一般单位领导，基本上有两招：给物资条件，比如说是房子之类；还有另外一招，就是给官帽子。
自然，在分配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给人以欺负下面人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因为从大体上而言，还是公平的。真正有点事情的，也只是一些小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人们在传言中，把这些现象给扩大了。
应该说，那些不受部下欢迎的领导，基本上是两类人，要么穷凶极恶，要么清正廉洁。前者让人家怕他，后者让人无懈可击（不要以为手下人会感激他，那只是小说或者戏剧中的情节而已）。
可是这两类人毕竟是极端的，一般的领导干部还是在两者中间，还是有自己的七情六欲的。
所以他要迎合众人。
可是一般的单位，从财政来的钱基本上是固定的。因此，这个领导就遇到一个问题：钱从那里来？
他们的办法基本上就是八个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当然以前的时候，官员要想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因为集体企业是有级别的，它们是官办的企业，很多集体企业的领导者本来就是官员。比如说我父亲，原先当过乡镇的工办副主任，也算副股级。
这时候，一些部门就很难伸手，为什么，因为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县里一些局向当时集体企业伸手的难度，不亚于现在的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要钱。
可是改制后，形势不同了.改制等于是脱掉了企业的“官”背景，一下子由“官”变成了“民”，这时候，一个小小的乡镇官员也可以来伸手，为什么仅仅因为你现在是“民营企业”。
在1995年，苏南企业面临着多重挑战：楼市的疯狂，抽走了很多企业的资金，有的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制造业主业，专门从事房地产；外来的企业竞争力提高，冲击着传统市场；改制使企业人才流失，风气变坏，吃苦耐劳的精神几乎消失殆尽；而且官员们也开始伸手。
没有什么社会是没有矛盾的。这一点，我是坚信的。
可是面对这么多的矛盾，苏南应对起来，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楼市的崩溃即将导致全面的失败。因为这将造成所有矛盾的全面爆发。
1996年，因为忙于高考，对外面的形势不是很了解，但我隐隐约约觉得，不是很好。
我父亲是个酒量很小的人，而且人也很古板，从来不喜欢找人吃饭，特别是官员，一旦不得不请了，回家以后必然大骂世风日下。
96年，他变了，似乎变得很喜欢吃饭，而且喜欢和一些品德很差的人吃饭。这些人一般是一些银行的信贷部主任，或者是信用社的主任之类。
有一次，我回到家，看到妈妈和弟弟两个人坐在一起，默默地吃着饭，和以前温馨的家庭环境一点也不同。\
“爸爸呢？”我问。
“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上饭店去了。”妈妈很默默地说。
“谁呀？”妈妈就告诉我，是谁谁谁。这些人果然都是名声很不好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到了一定年龄，儿子对父亲有逆反心理的，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过。因为他既勤劳，又善于吃苦，而且为人很开通，再加上还有一点点幽默和理想，简直是我人生的标杆。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父亲居然变了，居然和那些人混在一起。真有一种道德形象崩溃的感觉。
当天，看到妈妈不想吃饭，我也难过，也没胃口，默默地吃了点饭，没吃饱，脚也没洗，就上床睡了。
躺到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得浑身很酸痛。我的床对着门，一阵一阵地凉风吹了过来，蚊帐一动一动。这时候，外面的路上，一群下班回来的工人正好从我家门口骑过，自行车哗哗作响，一边还唱着《水手》：“年少的我……”，伴着一阵阵的大笑。
月色如水，凉意入骨。因为身上很痛，我以为自己感冒了，以前父亲会很关心我的，他每天总是和我聊上两句。因为当时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所以他一般在家里等我回家，再鼓励我两句。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父亲有钱了，唉，果然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啊。我这时候又想到，未来自己不要这样，一定要做个好人，特别是意志坚定的人。
后来，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我父亲和母亲互相不说话，我也上学了。
为什么我父亲要和一些声名狼藉的人吃饭呢，而且全是银行业的人呢？现在想来，一定是当时出了资金问题了，可是我父亲却不说，也不告诉我们，他一个人自己在那里抗着。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1996的感觉是什么的？
我会说，除了不停地在做模拟题以外，没有什么太多地感觉。
没有电视看，没有课外书看，没有春游，没有踢足球，只有没完没了的考试，一次次的排名。记忆是一片空白，只是为了完成父亲唯一的愿望：成为大学生。
96年7月7÷8÷9三天是高考的日子，学校派车，又到了县城。
半年一直在忙着做考试题目，进了本来很熟悉的县城。突然有一种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的感觉：到处是新房子，上面拉满了各种红红的彩条，都是一些庆祝某某楼盘开盘的话，街道很整洁，沿着京杭大运河，一堵新的城墙也造了起来。
县城真漂亮啊！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光荣和骄傲，充满了我的内心。我挺起胸膛。看着这一切，心中不断地念着一句话：“这是我的家乡？”
骄傲蒙蔽了我的双眼：那些彩条有些发白，甚至有的还有些破损，楼盘并没有出现有人居住的迹象，而我父亲却在这些楼盘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2003年，我当时已经在浙江杭州，一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打开了我们县统计信息网站，有份统计公报，上面有一句话，大意是说，经过几年的消化，现在10年前建造的房子已经只剩60万平方米，估计再过两年，就可以全部消化光。
当时的景象，其实那是先兆。
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的支撑。苏南人不幸的是，浙江人冲过来，抠挖了市场的大部分，而苏南人却还在指望楼市的升值。
以后，在痛苦和反思中，我认识到：在经济中，房地产业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主业。一旦被一个地区认定为主业，这个地方的经济也就差不多了。
1996年，我考上了大学，完成了父亲的心愿。父亲很高兴。
那个暑假初期，我过得很轻松，到上海去转了一圈，父亲也很舍得花钱，带我到上海的饭馆里去吃了几顿饭。还买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国不能乱》。
回到了家，我对父亲说，想到我们家的工厂去看一看，父亲笑了笑，有点勉强，说：“不用了，你目前最关键的是，要休息好，准备大学后的生活。”
于是我开始玩，和一群初中毕业后工作了的同村人，经常去看录像，看得混天暗地的。
有一天下午，我又去看录像。到了录像厅，老板说不开门，因为他和他老婆刚刚吵过架。我不想回家，于是在镇上乱串。
不知怎么的，我到了我们家工厂的门口。
我大吃一惊：工厂铁门紧闭，连门卫也不在。去年的同时，是人来人往，不时有一辆卡车运出货的呀！今天怎么啦？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
“你不要问，你不要问！”父亲一回家，听了我的问题，就大发雷霆。
晚饭以后，父亲突然过来，对我说：“我也不瞒你了，现在流动资金困难，一个拳头不能打两个敌人，先保住房子。”父亲很自信地对我说，他投入了500多万，现在房子的价格是近1000万，只是卖不出去，所以先要保住房子，一旦市场形势好转，马上变现，对工厂毫无影响。
这种心理，当时很多人都有。我叔叔当时办了一个家具厂，他也投入了100多万，也舍不得抛掉。
96年的夏天，不是很热，苏南的夏天通常是很热的。但是那个夏天，我很困惑。电视的新闻上，不断地有一些领导在强调，要做好下岗失业工人的安置工作。
“下岗”，当时是个新名词，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突然下岗。
伴随着“下岗”这个新名词，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先前我们县那位预制站站长在广州跳楼了。
经济在无可奈何地下滑，我惊异地发现：原先我们周围的一些鞋厂，现在已经消失了；关于鞋子的神话，现在也没有提了；很多改制后的工厂，居然也和我家一样，关门了。
苏南在没落，可是当时我们认为，苏南在前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
道路是曲折的，不假，可是前景却不是光明的。
对一个行业来说，前景是光明的。
这个行业是歌舞厅业，或者也可以叫其它的名字。
街上的年轻人，现在有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工厂里打上半年工，尔后到歌舞厅里去鬼混上十几天，尔后再回家被父母亲暴打一顿，尔后再去工厂，尔后再去鬼混……
公务员÷教师等拿固定工资的行业突然变得火爆起来。
居然不时有人上门，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因为我考的是师范，自然，也因为我爸爸是老板。
想起来真是搞笑，现在尽管10年过去了，还是有类似的事情。在北京，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包括杭州，很多20岁刚出头的女孩子，居然就上当地举办的相亲会，导致参加相亲会的男女比例达到一比四。
喜欢女孩子早婚，这好像是中国人的习惯。
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人家给我介绍的女孩子，条件一般都不比我家差（现在想想，要不是因为理想，我真是应该娶了这些人）
拿固定工资的工作变得抢手，是经济衰落的前兆。
在经济火爆的时候，拿固定工资的人真是觉得低微啊，往往人家一个月挣的钱，相当于他们一年的工资。可是到了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这些人却又成了抢手货，因为他们的未来可以预测。
当人们开始追求又可预测未来的人为女婿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其实，工作就是工作，没有什么大不了。
可是中国人老是喜欢把这些东西和人的婚姻连接起来，真是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婚姻本来应该是两情相悦的东西呀。
我们的国人老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
去年，我在温州待了半年，居然发现温州人有个很奇怪的婚嫁观念：女孩子嫁人，一般喜欢嫁给公务员÷教师等拿固定工资。
联想到近年来温州经济发展情况（一直是浙江倒数第一），我暗自在想，莫非温州现在也要重蹈苏南的覆辙？
我现在还是想重复一下前面的话：当一种经济模式被传为神话的时候，这种经济模式也就离崩溃不远啦。
10年风水轮流转，以前苏南人很喜欢的事情，现在的温州人也很喜欢干了，比如说炒楼、背弃自己的主业，发展房地产等等。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现在很多苏南人倒是以经商为荣，并不是很在意是不是当官员÷或者是教师，这种观念好像越来越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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