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农业内卷化和市场风险里外夹击农民种田效益逐渐降低
种粮出路何在?
■记者观察
种田出路何在?李雪飞问记者。
这五年对于李雪飞来说,就像命运在开玩笑:种得不多的时候风调雨顺,种得多的时候粮价低迷,粮价起来了却遭遇水灾,水灾消了是旱灾,旱灾一走是雪灾,雪灾过了肥料涨价。针对农业的自然风险或者市场风险,总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五年平均下来,种田其实是亏本的。
农业的脆弱性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农业内卷化(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趋势。李雪飞发现,种田不仅各种要素价格不断提高,而且投入量也越来越大,例如化肥,因为土壤的破坏,每亩投入每年都要增加15斤左右,这样才能够维持而非增加产量(远较黄宗智分析的长江三角洲农业内卷化严重)。这种边际报酬递减趋势的出现,意味着农业生产将无法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以至于著名“三农”学者陆学艺认为:以前农民被人民公社绑着受穷,现在农民是被土地圈着受穷。
在内卷化和外部风险加大的里外夹击之下,种田早已无利可图,农民的出路何在呢?留守的农民选择兼业化,而其余的选择逃离农村。
兼业化几乎是洲西村民的常态,一家盖房子,其他村民过来帮忙；一家收割,其他人过来当人工,这种兼业化是小农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李雪飞正是被逼成了兼业户,他在家里开个小店,等待着每天的三五个人；平时帮人家装天线、做木工。
种田越来越无利可图,然而农民试图摆脱命运时,却总是碰壁。城市的壁垒、农村的牵挂,总是让他们感觉自己被无形的线拉扯,不得不被锁定在农村。
今年正月初九,洲西村民廖应强、谢建萍夫妻卷起铺盖南下打工,在广州的酒店里当服务员——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外出做工,却被肥料涨价逼上这一步。然而,4月29日,记者却在洲西村的花生地里碰上了谢建萍,他们一家已经返回洲西。
“家里的10岁小女孩,还在读三年级,出门的那段时间,人家问她,你爸爸妈妈呢?她就哭,叫爸爸妈妈快回来。我们放心不下,就回来了。”谢建萍抹着眼泪,“我们又不懒,也不赌钱,为什么还是穷?”廖应强一家在2006年种了8亩水田,如今已萎缩到5亩,尽管种粮不划算,但吃饭问题还是要自己解决的。
一边是内部收益递减,一边是外部风险加大；一边是越穷越种,一边是越种越穷。“农业怎么办?农民怎么办?”李雪飞自言自语,他佝偻的身躯,在洲西村的田野里打上了一个硕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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