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 文章提交者：我们的婚姻倒计时 加贴在 杂谈生活 法易论坛 http://bbs.laweach.com/bbs_134.html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布罗茨基谈话录》可以当作散文来读。当然不是文学体裁意义上的散文，而是关于布罗茨基别具意味的一生的散文，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就是诗人的散文，“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主要是诗人们的一项成就——但不只是诗歌中的一项成就”，言下之意，还有诗人的散文。正如布罗茨基宣称的那样，伟大的散文，必须被描述成“以其他方式延续的诗歌”。阅读这本《布罗茨基谈话录》，无时无刻不印证着这种伟大的延续。 桑塔格的《诗人的散文》一文，是向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诗人们致敬的作品。桑塔格在文中如此精辟解析了诗人的散文特点：“一般而言，这需要一个包含两种叙述的方式。一种是具有直接自传性质的。另一种也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但却是描绘另一个人，要么是一位同行的作家，要么是一位受人爱戴的亲人。”注意了，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缅怀别人，是对有关自己的描述的补充；诗人通过对他或她的赞赏所展示的力量和纯粹性，使自己避免陷于粗俗的自我主义。在缅怀重要楷模和回忆真实生活中或文学中的决定性的邂逅时，作者等于是在阐述用来评判自我的标准”。迅速回忆一下布罗茨基谈论到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马托娃，会发现他们的身影确实是相互重叠的，至少不能很清晰的分开。这种阅读印象的获得，并非简单的说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人，而是基于他们在一种共同的压迫制度下平庸琐碎而无力的生活，而后又被迫流亡在外的经历所致。当然，现实中的流亡要比那种单纯精神意义上的流亡更悲惨：一种无根的喜悦，漂泊的家园。乡愁的气息会若隐若现的弥漫在他的所有文字的周围，久久不散。 本书的编者所罗门·沃尔科夫跟布罗茨基一样也是一位流亡在外的文化史学家，共同的经历和偶然的机缘促成了这本文化的对话：《布罗茨基谈话录》。很有意思的是，这位编者想把这本书类比于1836年出版的埃克曼编的《歌德谈话录》。每位作者都会对自己的作品寄予过高的期望，这点倒是无可非议，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类比有点不伦不类。埃克曼是歌德的秘书，他不过是单纯记录歌德的言行而已，而在《布罗茨基谈话录》中，两位谈话者从共同的经历出发，一路行来，精神上的历险，积极的对话，辩难，求证，探求的过程不亚于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尤其布罗茨基谈论到他尊敬的那些诗人的时候，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无疑衍生了许多精彩之极的言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罗茨基谈话录》对我们更为真实。桑塔格曾经把她的这位老朋友布罗茨基称之为世界诗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语读他的诗；主要原因则是，他在诗中达到的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学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速度与密度”。布罗茨基在谈话录中同样也涉及到了“诗到语言为止”，“诗歌是加速的思想”以及“每一首诗都是时间的重构”这些诗学理念。这种只有流亡在外的诗人才具有的独特诗学追求源于无家无根的凄凉，抓不住的乡愁，被人剪了舌头一般的孤独。他们所有的寄托都在语言的追求上，所以“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想想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金链上的那些诗人们吧，他们在1987年的诺贝尔奖上因为布罗茨基的缘故得以一一展现。他在受奖演说中谈到了三位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以及另外两位对他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上的诗人弗罗斯特和奥登。他说时常面对这些身影让他不安，“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合——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布罗茨基用他自己方式向他崇敬的那些人致敬，俄罗斯诗歌金链上因为他的存在又得以让伟大得以延续。 阅读《布罗茨基谈话录》有个细节我不得不谈。第五章关于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部分中，谈话涉及到了诗人与政治，诗人与生活。诗人奥登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对诗人影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表示了悲观：“我所能写下的反希特勒的东西不曾保护任何一个犹太人免遭毁灭。我所写下的东西不曾令战争提前结束一分钟。”而另一位同样对布罗茨基影响深远的诗人弗罗斯特却认为，诗人改变的不仅仅是现实生活，还有政治。在这个问题上，布罗茨基同意了弗罗斯特的观点，他并且解释说，“诗人的影响伸向它的极限，即是说，世界的极限。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他改变他的语言、发音吐字，他影响到社会自觉的程度……事实上，诗人是语言的仆人……当诗人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结果是，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例如，今天意大利人讲的语言大部分与但丁有关，而不是教皇党和皇帝党机器政纲所造成的。”布罗茨基的此种论调我只能说部分的同意，更具体点说，在常态生活中，没有战争、专制、压迫和暴力的情境中，我比较同意布罗茨基的观点。但是如果在相反的情境中，我估计比奥登更为悲观。 海德格尔像荷尔德林一样发问，在贫困时代中诗人何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我宁愿诗人无为的好，否则，总读到类似中国作鞋的某诗人“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这样的诗歌，时代精神不贫困才怪呢。 思郁 2008-6-28书 布罗茨基谈话录，【美】约瑟夫·布罗茨基所罗门·沃尔科夫著，马海甸刘文飞陈方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点击查看灌水过滤后的回复] 本帖已赚积分: 4 本帖已赚金币: 0 ----------------------------------------------0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布罗茨基谈话录》可以当作散文来读。当然不是文学体裁意义上的散文，而是关于布罗茨基别具意味的一生的散文，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就是诗人的散文，“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主要是诗人们的一项成就——但不只是诗歌中的一项成就”，言下之意，还有诗人的散文。正如布罗茨基宣称的那样，伟大的散文，必须被描述成“以其他方式延续的诗歌”。阅读这本《布罗茨基谈话录》，无时无刻不印证着这种伟大的延续。
桑塔格的《诗人的散文》一文，是向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诗人们致敬的作品。桑塔格在文中如此精辟解析了诗人的散文特点：“一般而言，这需要一个包含两种叙述的方式。一种是具有直接自传性质的。另一种也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但却是描绘另一个人，要么是一位同行的作家，要么是一位受人爱戴的亲人。”注意了，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缅怀别人，是对有关自己的描述的补充；诗人通过对他或她的赞赏所展示的力量和纯粹性，使自己避免陷于粗俗的自我主义。在缅怀重要楷模和回忆真实生活中或文学中的决定性的邂逅时，作者等于是在阐述用来评判自我的标准”。迅速回忆一下布罗茨基谈论到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马托娃，会发现他们的身影确实是相互重叠的，至少不能很清晰的分开。这种阅读印象的获得，并非简单的说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人，而是基于他们在一种共同的压迫制度下平庸琐碎而无力的生活，而后又被迫流亡在外的经历所致。当然，现实中的流亡要比那种单纯精神意义上的流亡更悲惨：一种无根的喜悦，漂泊的家园。乡愁的气息会若隐若现的弥漫在他的所有文字的周围，久久不散。
本书的编者所罗门·沃尔科夫跟布罗茨基一样也是一位流亡在外的文化史学家，共同的经历和偶然的机缘促成了这本文化的对话：《布罗茨基谈话录》。很有意思的是，这位编者想把这本书类比于1836年出版的埃克曼编的《歌德谈话录》。每位作者都会对自己的作品寄予过高的期望，这点倒是无可非议，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类比有点不伦不类。埃克曼是歌德的秘书，他不过是单纯记录歌德的言行而已，而在《布罗茨基谈话录》中，两位谈话者从共同的经历出发，一路行来，精神上的历险，积极的对话，辩难，求证，探求的过程不亚于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尤其布罗茨基谈论到他尊敬的那些诗人的时候，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无疑衍生了许多精彩之极的言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罗茨基谈话录》对我们更为真实。桑塔格曾经把她的这位老朋友布罗茨基称之为世界诗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语读他的诗；主要原因则是，他在诗中达到的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学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速度与密度”。布罗茨基在谈话录中同样也涉及到了“诗到语言为止”，“诗歌是加速的思想”以及“每一首诗都是时间的重构”这些诗学理念。这种只有流亡在外的诗人才具有的独特诗学追求源于无家无根的凄凉，抓不住的乡愁，被人剪了舌头一般的孤独。他们所有的寄托都在语言的追求上，所以“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想想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金链上的那些诗人们吧，他们在1987年的诺贝尔奖上因为布罗茨基的缘故得以一一展现。他在受奖演说中谈到了三位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以及另外两位对他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上的诗人弗罗斯特和奥登。他说时常面对这些身影让他不安，“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合——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布罗茨基用他自己方式向他崇敬的那些人致敬，俄罗斯诗歌金链上因为他的存在又得以让伟大得以延续。
阅读《布罗茨基谈话录》有个细节我不得不谈。第五章关于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部分中，谈话涉及到了诗人与政治，诗人与生活。诗人奥登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对诗人影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表示了悲观：“我所能写下的反希特勒的东西不曾保护任何一个犹太人免遭毁灭。我所写下的东西不曾令战争提前结束一分钟。”而另一位同样对布罗茨基影响深远的诗人弗罗斯特却认为，诗人改变的不仅仅是现实生活，还有政治。在这个问题上，布罗茨基同意了弗罗斯特的观点，他并且解释说，“诗人的影响伸向它的极限，即是说，世界的极限。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他改变他的语言、发音吐字，他影响到社会自觉的程度……事实上，诗人是语言的仆人……当诗人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结果是，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例如，今天意大利人讲的语言大部分与但丁有关，而不是教皇党和皇帝党机器政纲所造成的。”布罗茨基的此种论调我只能说部分的同意，更具体点说，在常态生活中，没有战争、专制、压迫和暴力的情境中，我比较同意布罗茨基的观点。但是如果在相反的情境中，我估计比奥登更为悲观。
海德格尔像荷尔德林一样发问，在贫困时代中诗人何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我宁愿诗人无为的好，否则，总读到类似中国作鞋的某诗人“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这样的诗歌，时代精神不贫困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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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
